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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神學與近代科學的興起
2019年10月18日 17:26 來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作者:馬建波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Natural Th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作者簡介:馬建波,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講師。北京 100872

  原發信息:《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20192期

  內容提要:自然神學是歐洲近代思想的底色,它對歐洲近代文化思想領域的影響和滲透是全方位的,其中也包括自然科學在內。與中世紀的思辨性相比,近代自然神學具有明顯的實踐性和實證性。基于這一特征,自然神學在近代特定的歷史文化氛圍中,為近代自然科學提供了助力:一方面它給自然科學提供了價值觀基礎,另一方面它構成了某些自然科學學科的研究框架。客觀認識上述兩個方面,有助于人們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科學發展過程的復雜性及曲折性。

  Natural theology was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European thought.One of the goals of modern natural theology was to try to know God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nature and the search of laws of nature.Thus,it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rise of science.On the one hand,it provided a foundation of values for modern science,and on the other hand,it created the research framework for certain disciplines,such as geology and natural history.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hed light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ricate and sophisticated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inmodern history.

  關鍵詞:自然神學/近代科學/歐洲近代思想/科學史/natural theology/modern science/modern European thought/history of science

  標題注釋:中國人民大學2019年度“中央高校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學科)和特色發展引導專項資金”。

 

  科學與宗教的關系是科學史研究中一個具有相當分量和影響力的研究領域。人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大體分為內史和外史兩種路徑。外史把宗教作為科學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外部社會因素來看待,著重考察它對于科學發展的推動或阻礙作用。默頓在其經典名著《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中秉持的正是這種思路。內史也即思想史的進路則把宗教思想視為近代科學思想建構的一個內生成分,悉心探討宗教思想如何參與和影響近代科學的演進。相對來說,科學史家吉利思俾(Charles Coulston Gillispie)在《〈創世記〉與地質學》中就更多地采取了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兩種路徑具有互補性,對人們理解宗教與科學互動的多樣性都有積極的作用。本文以“近代自然神學”為紐帶,將內史和外史兩種視角結合在一起,以拓展思考科學與宗教關系的深度和廣度。

  一、近代自然神學的興盛及特征

  在基督教神學思想中,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與啟示神學(Revealed Theology)相對應。前者依靠人的理性來認識和理解上帝,后者則依靠《圣經》和教會認定的權威來宣講信仰。眾所周知,基督教神學思想是古代猶太教的一神信仰與希臘理性精神相結合的產物。因此,自然神學一直在基督教神學傳統中保持著相當強勁的影響力。中世紀神學巨擘托馬斯·阿奎那改造亞里士多德哲學,給出了關于上帝存在的五種證明,是中世紀思辨自然神學的一個極致典范。在近代,由于特殊的歷史環境,自然神學一度受到思想家們更加充分的關注,進而深刻影響了歐洲近代思想史的運行。

  從基督教神學本身的內在邏輯來說,自然神學在近代的濫觴源自宗教改革帶來的思想混亂。宗教改革之后出現的新教諸派別,與羅馬教廷在一些基本教義上產生了嚴重分歧,加劇了歐洲原本就存在的社會矛盾,從而引發了歐洲近代史上的大事件——“三十年戰爭”(1618-1648)。戰爭中無處不在的暴力和血腥,在促使人們呼吁宗教寬容的同時,也促使他們去尋求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以超越宗派之間的爭執,為信仰找到合理性的根基,從而結束思想混亂的局面。用著名基督教思想史研究者詹姆斯·C.利文斯頓的話來說,在“整個歐洲被宗教戰爭和宗教迫害弄得精疲力竭”之后,人們“產生了一種愿望,想要尋求某種共同的宗教基礎,一切有信仰有理性的人們,不管他們彼此有什么差異,都可以贊同的基礎”①。也就是說,其時的人們希望,如果能夠像幾何證明題一樣清清楚楚地證明上帝是存在的,那么關于信仰就不會產生如此多的紛爭,世間也就不會產生如此之多的動蕩。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自然神學被人們寄予厚望。

  與中世紀相比,近代自然神學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對“啟示”以及“奇跡”旗幟鮮明地批判和拒斥。在所有的宗教中,啟示和奇跡都是用來規勸人們皈依的常用手段,基督教在這一點上也不例外。然而,剛剛發生的殘酷宗教迫害卻讓人們意識到,啟示和奇跡只能催生宗教上的狂熱,而無法有效引導信仰。而無所節制的宗教狂熱恰恰是一切混亂和暴力的根源。因此,近代諸多的基督教思想家都不約而同地對傳說和現實生活中的各種所謂“奇跡”,自覺地進行了抵制。在他們看來,任何一個理智健全的人都能夠通過理性認識到上帝的存在,動輒訴諸各種奇跡來渲染上帝的威嚴和無所不能,既不可靠也無必要。英國近代自然神學的奠基人——愛德華·赫伯特(Edward Herbert)在《論真理》(1624年)中就認為:“任何一種對某個啟示大肆宣揚的宗教都不是好的宗教,而一種依靠其權威性來施加教訓的學說也并不總是最為重要的,甚至可能根本就毫無價值。”②這種思想顯然來自他對宗教迫害的深刻反省。當宗教信仰脫離理性的指引,僅僅依賴于啟示或者說奇跡的鼓動,只可能陷入盲從而無法自拔。所以,赫伯特強調:“我們應該依靠普遍的智慧來為宗教原則確立根基,以使任何真正來自信仰之命令的東西,都能夠建立在此基礎之上,就像屋頂是由房子所支撐起來的那樣。”③

  同樣,洛克也告誡人們不要寄希望于把宗教信仰的合理基礎建立在奇跡的基礎上,他的自然神學思想集中體現在《基督教的合理性》(1695年)一書中。為了避免觸怒保守的宗教信徒,洛克小心翼翼地避開談論奇跡的真假,而是委婉地暗示奇跡不應該成為信仰的核心論題。洛克承認施行奇跡是上帝的權能,他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隨時展示這種權能,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施行奇跡是上帝的慣常的行事方式,更不意味著信仰必須依賴奇跡來保證。相反,洛克認為,除非必要,上帝“倒是經常依照萬物的本性行事以實現自己的目的”④。他的意思是,自然按照既定的規則運行,已經是人世間最大的“奇跡”了。對此視而不見,卻對種種怪力亂神孜孜以求,不過旁門左道而已。按照洛克的觀點,奇跡對尚未開化的遠古時期的人來說也許能夠起到作用,但對于今人來說已經沒有意義了,因為人完全能夠通過理性在自然的秩序中發現上帝無處不在的智慧。過多地談論奇跡,不僅無助于堅定人們的信仰,反而會讓他們墮入迷信和虛妄當中。所以,真正的信仰應該通過對自然的理解和認識來達成。

  赫伯特和洛克的觀點,在同時代人中引起了廣泛共鳴。在隨后的啟蒙時代,那些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比如伏爾泰、萊辛等人,在對體制化的教會及其僵化的神學體系進行抨擊時,沿襲著同樣的思路。所以,自然神學是啟蒙運動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來源。

  從認識論的角度看,近代自然神學對啟示和奇跡的批判,最重要的后果并非是對理性地位的張揚和提升——雖然它毫無疑問地起到了這樣的作用,而是從神學的高度確定了自然在認識中的核心地位。中世紀的神學家們也講求理性,然而在他們那里,作為理性認識對象的上帝是抽象而高遠的,因此中世紀的神學主要是由概念推演的玄學思辨模式構成的。近代自然神學在拒斥啟示和奇跡之后,實際上用具體的自然取代了抽象的上帝原本占據的位置。就像洛克所說的那樣,自然本身即是最大的奇跡,它出自造物主的恩賜和創造,所以,能有什么比自然本身的規律性以及和諧完滿更能說明造物主的權能和智慧的呢?人們對一個工匠技巧高低的評判,是通過對他的作品的精巧程度來進行的。既然如此,如果充分揭示出自然內在的秩序,不正好彰顯出創造和設計這一切的上帝的鬼斧神工嗎?自然神學的這種觀點,人們一般稱呼為“設計論”。設計論注重通過發現自然的秩序和規律來窺探上帝的奧秘,客觀上助長了實證精神的勃興。不難看出,占據近代思想史主導地位的機械主義世界觀——那種將自然視為一臺設計精密、運行良好的機器的觀點,背后最大的推手也是自然神學。

  近代自然神學放棄了對縹緲的上帝之道的尋求,轉而追索實際的自然之真理;它也不再滿足于從概念到概念的干巴巴討論來證明上帝的存在,轉而通過對自然規律活生生的求證來觸摸上帝的奧秘。這使得自然本身悄然成為新的權威,它不僅是認識的起點和歸宿,也是一切真理的實際仲裁者。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Carl Becker)曾經恰如其分地對此進行了概括,他認為在整個啟蒙時代:

  基督徒、自然神論者、無神論者——大家全都承認自然界這部大書的權威;假如他們意見不同的話,那也僅只是涉及它的權威的范圍,即涉及它究竟僅僅是肯定抑或是取代舊啟示的權威。在18世紀輿論的氣候下,不管你是尋求對什么問題的答案,自然界總是驗證和標準;人們的思想、習俗和制度假如要想達到完美之境,就顯然必須與“自然界在一切時間里、向一切人顯示”的那些規律相一致。⑤顯然,這樣一種氛圍對于自然科學的發展來說,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簡介

姓名:馬建波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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