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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倫理學發展的著力點
2019年08月13日 14:57 來源:黨建網 作者:李建華 字號

內容摘要: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當代倫理學經歷了從傳統到現代、從模仿到自創、從單一到系統、從貶抑到振興的曲折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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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當代倫理學經歷了從傳統到現代、從模仿到自創、從單一到系統、從貶抑到振興的曲折發展過程。70年來,在理論層面上,中國當代倫理學繼承了中華優秀倫理道德傳統和中國革命時期形成的革命道德,在學習蘇聯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基礎上,大膽吸收西方倫理學的有益思想資源,立足中國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理論體系和思想體系;在實踐層面上,中國當代倫理學長期致力于服務國家重大戰略,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社會主義公民道德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傳播與踐行等工作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在自身建設上,中國當代倫理學初步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學科體系、教材體系、學術交流體系和人才培養體系,特別是經過老一輩倫理學家的傳、幫、帶,既有寬廣的國際學術視野又有扎實國學功底的年輕一代倫理學人正在快速成長,正成為中國倫理學發展的主力軍。與此同時,中國倫理學也存在基礎理論研究薄弱、研究方法單一、社會參與度不高等諸多問題。總結過去是為了更好地走向未來。可以預期的是,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倫理學必將大有作為,其可以為國家“提神”“補鈣”,可以提振民族的“風骨”,可以強化公民的“操守”。總之,中國的美好未來需要更好的中國倫理學,我們必須為此而不懈努力。正如對任何事物的想象和預測都有其之不可周延一樣,難免有主觀臆斷之嫌,中國倫理學在“70”后時代如何發展,肯定是仁智各見,我僅從重要性上略述一二,權當一己之見,求教于方家。 

  一、強化中國倫理的自信

  新時代的特征是“強起來”,而“強起來”是“站起來”“富起來”的承接和延續。如果說“站起來”“富起來”是一個歷史比較問題,那么“強起來”則是一個時代性的國際比較問題。在這個偉大飛躍的過程中,倫理自信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倫理之功用即通過善的價值理念倡導和規范約束為人類社會交往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秩序。倫理對于良性的人際交往和群際交往必不可少,對于國家成長和國際交往之重要也自不待言。在國家發展和國際交往中,倫理自信不僅展示著個人的文化和價值自覺,也展示著國家的精神風貌和整體力量。所謂倫理自信,就是主體(包括個體、民族和國家)對民族國家發展的主導倫理價值(傳統和當代倫理價值的融合與創新)發自內心的自我肯定和自覺相信基礎上而形成的自尊、自勵、自強的心理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積極、進取、健康的精神狀態。倫理自信源于文化自信,其內核是精神自信。倫理自信總是基于對以往文化中倫理價值的認識和傳承、對現有文化中倫理價值的自覺和把握才得以形成的,即只有在文化自信的基礎上才能形成倫理自信,也只有建立在文化自信之上的倫理自信才是堅實和深沉的。文化自信是民族、國家以及政黨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和積極踐行,并對其文化生命力持有堅定信心。真正的文化自信表明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心理結構不斷成熟,并且作為文化心理結構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倫理價值要素得以提煉、結晶和閃光。相反,文化不自信要么表現為對文化傳統價值的“虛無主義”和“文化自虐”,要么表現為對傳統文化價值盲目高傲自大的“文化自戀”,二者都喪失了對文化傳統中倫理價值的自知、自覺和自信。對文化中倫理價值的高度凝練、肯定和贊許,將會呈現為倫理價值秩序,并不斷烙刻在民族的心理、觀念和精神發展中,最終成熟為倫理價值自信,并表現在主體對自身價值的肯定、價值主體意識的增強、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能力的提升、對外界價值權威的主體克服等方面。當前,在價值平面化和價值虛無主義盛行的背景下,“諸神消失”“世界祛魅”“遭遇虛無”成為世界普遍樣態。跳出“價值怪圈”、增強倫理價值自信,關鍵就是塑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鑄魂工程”,其根本目的是實現“人民有信仰”。唯其如此,我們才能沉著冷靜地應對西方倫理價值觀念的“現代性入侵”,增強自信、堅定信念。在文化創造的實踐活動中,每一個時代和每一個民族最珍貴的、最重要的倫理價值總會被主體吸納而升華為理想性和精神性的自覺追求,這就是倫理精神。倫理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積淀,是倫理文化的精華,它滲透到民族、國家、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成為主體的精神特質。

  二、讓倫理學回歸人本身

  倫理學是研究“人倫”關系的學問,而“人倫”是潛在人性的顯現,在此意義上講倫理學就是人學。中國倫理學要形成自己的學術特色,就必須有精準的學術定位,而人的問題則是定位的標桿。如果如有的學者所言要“重寫中國倫理學”,就要從人本身來構筑堅實的基礎。

  人本身的回歸應該從三個維度展開。一是人是什么?厘清人是什么,我們才能明晰中國倫理學的必要性。對于人概念的辨析一直以來都是倫理學的核心任務。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他更注重作為城邦成員的人之本質;康德將人視為理性的存在,從而論證人如何為自己立法并獲得道德自由;馬克思則認為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主張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馬克思對人的理解為我們提供了基本的人學立場,同時,我們傳統文化中豐富的人性理論也為我們的思考提供了思想資源。對于人的詮釋,我們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架構,又要結合中華民族在此問題上的歷史傳統和視角的獨特性,體現中國智慧、發出中國聲音。

  回歸人本身的第二個維度是人應該是什么?如果說人是什么表達了人的實然性,這一維度則展示了人的應然性,表現了人學的理想性。對此問題,我國傳統倫理有著深刻的認識,以儒家為主導的傳統倫理樹立了“君子”人格作為人道德修為的終極目標。我們對于人應該是什么的理想一方面要從人性出發,順應人性發展規律、尊重人性的本質;另一方面則要從社會出發,滿足社會的倫理期待。就人性而言,我們要充分肯定人的道德可塑性,而道德的培育則是在民族和社會特有文化中完成的。所以我們既要吸收關于人性的現代研究成果,對人性有客觀、理性的認識,又要結合社會特質,從社會需要的角度對人性的可能性予以闡發。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期待有獨立人格和公共意識,關注他人、關心社會、有擔當和奉獻精神的道德人格。

  回歸人本身的第三個維度則是人能成為什么?這一問題凸顯了人的現實性。離開現實談論人性不但無助于人的發展,而且會對社會生活產生負面影響。傳統人治社會之所以最終被法治社會所取代,就是因為它對于人性判斷脫離了實際。傳統人治社會希望“圣君明主”的出現,認為如果當政者具備優良的道德素養和超于常人的能力,便可將社會治理得井井有條。與此謀劃相適的則是對人性善的過分期待和理想主義想象。人治最大的痼疾在于片面追求人性好的一面,而對人性惡的一面缺乏足夠的認識。但這種理想化的人性預設卻將社會置于高危風險之中,執政者的人格缺陷和能力缺失最終都會演變為社會危機,讓社會為之付出高昂的代價。無論是性善論、性惡論還是無善無惡論,都告訴我們人性既存在善的潛能,也存在惡的可能,因此無論在人性培養和社會制度設計中都要兼顧人性的兩面。現代認知科學、行為科學乃至醫學的發展為倫理學在此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日臻豐富的路徑。這些現代科學在一定程度上論證和揭示了人的道德可能性,而且為倫理學開辟了新的視野。我們對于人的倫理現實性研究不再完全依據人性假設,而可以從生理和社會的視角把握影響人們倫理判斷、倫理行為的要素及其機理。立足于中國傳統和社會特性,在把握當代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上促使人們實現倫理可能性,是重寫中國倫理學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

  三、拓展倫理學的新功能

  倫理學不但要提出對行為主體的道德規范,也要注重主體間、規范間的有機連接與過渡,使規導與連接成為倫理學的主要功能。在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特別是儒家倫理思想中高度體現了倫理的連接性特征。儒家總是從“人倫”而設“理”的,或者說是因“倫”而“理”的,在人倫關系的有機構成中尋找倫理的連接性。在倫理承載上,儒家注重由己及家、國、天下的整體連接。“推己及人”是儒家的倫理思維方式,由“己”出發,確保了倫理的真實性。由無數個“己”構成了家庭,家庭是宗法社會最基礎的倫理實體,由此產生一系列的倫理關系。家的擴大或延伸就是國,國是家的“縮影”,沒有家就沒有國,同樣沒有國就沒有家,家國同構,家國一體,就可實現倫理秩序的有效擴展。在倫理規范設計上,儒家注重與具體人倫關系的對應性連接。如孟子的“五倫”被稱為中國倫理最經典的設計。《孟子·滕文公上》:“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里,孟子不但在復雜多樣的人際關系中歸納為五種人倫關系,建立起了社會最基本的人倫關系坐標,而且還提出了與之對應的倫理規范“親、義、別、序、信”,實現了規范與連接的統一。這種倫理設計給我們的啟示是,一切倫理行為事實上都是一種連接行為,與他人連接,與自己親朋連接,與共同體連接,與人類連接,最后是置身宇宙之中的連接,我們越是自主就越要擔當不確定性和不安寧,也就越需要連接。我國處于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向后現代社會的雙重轉型發展過程中,各種社會結構化因素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加之,波譎云詭的國際形勢、復雜敏感的周邊環境、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必須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斷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能力。倫理學如果僅僅停留在規范約束的層次而不具有預測和抗風險意義,沒有連接各個倫理層面的功能,那將失去其存在的價值。由于人類生活的本質是連接性,所以,倫理是連接的律令表達,倫理的本質就是連接,從而形成共同體精神,用莫蘭的話說:“倫理是連接,連接是倫理。”我們這個時代的倫理危機不是麥金太爾所說的規范性危機,也不是德性重要還是規范重要的問題,更不是個人與共同體何者優先的問題,而是連接的危機,是倫理規范與規范之間、倫理主體與主體之間,甚至德性之間出現了斷裂,需要有一場倫理連接的整體化行動,我們可以從強化具有連接性的倫理入手,如責任倫理、利他主義倫理、人類倫理等。

  四、構建中國特色倫理學

  中國倫理學的當務之急是如何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倫理學。所謂中國特色,就是要凸顯中國倫理文化、反映中國時代風貌、對接中國重大問題。從先秦諸子百家到宋明理學,我國形成了獨特的倫理思想體系,有著豐碩的倫理理論成果。這些成果基于中華民族土壤生長,對于解決我國出現的倫理問題有著特殊的指導意義。與西方理性主義不同,我國的倫理除了理性的篤定,更有基于以家庭為單位的宗法體系之人情溫暖。我國獨有的倫理脈絡對社會倫理生活發揮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也讓我們的倫理現象展示出獨特的色彩。所謂中國氣派,核心在于獲得與其他倫理話語平等的權力。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綜合國力得到了跨越式提升,國家的崛起不僅需要經濟、軍事等硬實力的支撐,同樣需要思想、文化等軟實力的強力支持。中國倫理作為國家軟實力的有機組成部分,必須要具備在國際領域平等對話的能力,與其他倫理思想一道牽引人類的道德生活。毋庸諱言,雖然我國有著漫長的道德生活歷史和燦爛的道德文明,但倫理學作為一門學科,我們長久以來都沿襲著西方倫理學話語體系,并且產生巨大依賴,似乎不講康德就不知道怎樣講倫理學,這也讓我們與國外特別是西方的學術平等對話充滿艱難。福柯將話語視為一種權力,這種權力本身具有排他的性質。一旦話語體系形成,那么掌握該語言體系的人就會強制進入該語言系統的人遵循其話語秩序——用他們所規定的符號和程序進行話語表達。因此,要實現話語的平等,我們就必須創立屬于自己的話語體系,并且獲得他人的認可和接受,實現話語的國際化。所謂中國風格,旨在形成中國學派,因為學派在知識傳承、學術影響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重要的風格標示。倫理學知識的傳播表現出人文學科的內在特性——自然科學的知識往往是替代性的,新知識理論的出現會取代舊有知識體系,而人文知識則是譜系性的,新知識通常是對譜系的延伸和擴展。形成學派是知識承接、搭建思想脈絡的關鍵機制。追溯歷史,我國有著悠久的學派傳統,諸子百家之所以各成體系,就是因為它們的學說在歷史中代代相傳,分數不同流派的學者秉持了相同的學術思維、圍繞相同的問題開展了持續性的研究,形成清晰的學術風格。學派是學術風格的集中體現。

  要培育中國風格倫理學、建立中國倫理學派,一是要強化學派意識。今天的學術不能再采取“作坊式”的研究方式,在龐雜且分工細密的知識體系中,任何學者的知識儲備都是有限的,只有進行學術整合,建立穩定且可持續的學術團隊,才能有所創新、有所突破。二是要圍繞相似的主題,形成相近的學術立場。倫理學科、學術團體都可以成為學派的生長點。學科和學術團體有責任組織成員圍繞重大主題進行團隊性研究,在合作和交往中達成學術共識。三是要實現研究方法的創新與傳承。研究方法是承襲學派的紐帶,也是學派的風格標志。這就要求廣大倫理學人根據我國道德生活的特點找尋新的倫理學研究視野,搭建中國特色的倫理學研究路徑。

 

    (作者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七屆學科評議組(哲學)成員,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09),浙江師范大學特聘教授,中南大學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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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建華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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