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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學的學科自信:概念的提出、含義與實質
2020年06月06日 09:25 來源:《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 作者:景天魁 字號
關鍵詞:學科自信;荀子群學;學科源流;學科性質;中國社會學

內容摘要:“學科自信”是與費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覺”和鄭杭生先生提出的“理論自覺”思致相因的概念。中國社會學的“學科自信”具有五方面的含義,即學科起源、學科歷史、學科性質、學科道路和學科使命。在學科起源上,中國社會學自己的“元典”是荀子群學;在學科歷史上,中國社會學有著自戰國末期以來獨立的綿延不斷的學科史;在學科性質上,中國社會學是堅持科學性與人文性相融合的學科;在學科道路上,中國社會學史不應被看作西方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和應用史,中國社會學的學科發展應該走古今貫通、中西會通的綜合創新之路;在學科使命上,中國社會學應是承擔回答21世紀創造“人類道義新秩序”歷史使命的社會學。中國社會學“學科自信”五個方面含義的實質不僅是認知問題也是心態問題,不僅是心態問題更是現實的任務,歸結起來就是建設什么樣的中國社會學、怎樣建設中國社會學的問題。

關鍵詞:學科自信;荀子群學;學科源流;學科性質;中國社會學

作者簡介:

  摘要:“學科自信”是與費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覺”和鄭杭生先生提出的“理論自覺”思致相因的概念。中國社會學的“學科自信”具有五方面的含義,即學科起源、學科歷史、學科性質、學科道路和學科使命。在學科起源上,中國社會學自己的“元典”是荀子群學;在學科歷史上,中國社會學有著自戰國末期以來獨立的綿延不斷的學科史;在學科性質上,中國社會學是堅持科學性與人文性相融合的學科;在學科道路上,中國社會學史不應被看作西方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和應用史,中國社會學的學科發展應該走古今貫通、中西會通的綜合創新之路;在學科使命上,中國社會學應是承擔回答21世紀創造“人類道義新秩序”歷史使命的社會學。中國社會學“學科自信”五個方面含義的實質不僅是認知問題也是心態問題,不僅是心態問題更是現實的任務,歸結起來就是建設什么樣的中國社會學、怎樣建設中國社會學的問題。

  關鍵詞:學科自信;荀子群學;學科源流;學科性質;中國社會學

  作者簡介:景天魁(1943—),男,山東蓬萊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從事社會學理論和社會保障等研究。

 

  中國社會學欲要實現崛起,就必須構建自己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為此,就必須解決學科自信問題。而學科自信既是一個緊迫的現實問題,更是120年來未能解決的歷史問題,原因復雜,牽涉甚廣。本文簡略談談學科自信概念的提出、含義和實質,希望得到學界同仁的指正。

  一、“學科自信”概念的提出

  1997年,費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學第二屆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的講話中首次提出“文化自覺”的概念,講話錄音整理稿以“反思·對話·文化自覺”為題收錄在1998年6月出版的《從實求知錄》一書中。1999年春節,我到費老家拜年,先生把這本剛出版不久的書贈給我。在這本反思社會學恢復重建18年歷程、回答建設什么樣的中國社會學這個重大問題的著作中,費老為什么要提出“文化自覺”這一重要概念?為什么正是在提出“文化自覺”的時候,費老一再提到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早在20世紀30年代在燕京大學講學時的重要論斷——“中國在戰國時代已由荀子開創了(社會學)這門學科”[1]244?費老的話對我好似醍醐灌頂。我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過去都是說荀子是位哲學家,這在我腦子里已是很深的成見。就荀子而言,他當然可以既是一位哲學家,也是“第一位社會學家”[2],但布朗說荀子是“社會學的老祖”[1]374,并未見到他的論證。我在哲學與社會學兩個學科先后從事過多年的專業研究,對哲學與社會學的界限有切身體會。轉入社會學研究領域以后,也完全是按照西方社會學的學科界定來理解社會學這個學科的。那么,能夠證明荀子群學是社會學嗎?我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

  這個問題我一直縈繞于心。也是在1999年,在南開大學成立中國社會學會中國社會思想史專業委員會,陸學藝擔任理事長,我和王處輝擔任副理事長。我在發言中講的就是中國社會思想史與社會學學科之間的關系。我對學界有的人講中國社會思想史只是社會學這個學科的“史前史”深表質疑,但我當時對這個問題也沒有講清楚。

  2009年7月20日,鄭杭生先生在中國社會學學術年會上,首次提出“理論自覺”概念。2011年,鄭先生提出要立足于中國的傳統和實踐建設“神州氣派、本土風格、中國特質、華夏品位”的中國社會學[3],要“破除邊陲思維”,開展與西方社會學的平等對話[4]。在2013年的中國社會學學術年會上,鄭先生進一步提出,社會學研究對中西關系要“再評判”,對古今關系要“再認識”,對理實關系要“再提煉”,稱此為“理論自覺”的“基本功”[5]。鄭先生的話也令我深深思索,到底什么是“華夏品位”的社會學呢?聯想到費老的話,我感到既有必要、經過長期研究也有底氣向“中國本無社會學”這一流行了120年的舊說正式提出挑戰了。

  2014年,先后在南開大學和武漢科技大學召開總結反思社會學恢復重建歷程的討論會,我在這兩次會議上都應邀做了主旨發言,提出了中國社會學不可回避的根本問題是中西古今問題[6]。2015年,我又把這個問題稱為“中國社會學的源流問題”,論證了荀子群學就是中國社會學之源[7]。從2014年開始我就組織課題組寫作《中國社會學:起源與綿延》一書,該書于2017年出版,第一次梳理出群學概念體系,由以證明群學就是中國古典社會學。2018年我們申請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社會學的起源、演進與復興”,目的是進一步梳理群學命題體系及其命題演進史,從而第一次從戰國末期開始書寫中國社會學迄今2300年的歷史。令我深受鼓舞的是,這項研究得到了學界同仁的積極支持,課題組成員由原來的28人增加到50多人,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5個研究所、北京和全國的十多所高校和科研機構。

  經過足足20年的思索和研究,到2019年5月29日,我在接受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主席團組織的專訪時,談的題目就正式確定為“重建學科自信”。2019年9月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法學部和社會學研究所召開了“學科自信:走進世界的中國社會學”討論會[8]。

  以上敘述的20多年的思路歷程表明,“學科自信”概念是在費孝通、鄭杭生先生的啟發下,將他們二位講的“文化”“理論”進一步聚焦到了“學科”上,將“自覺”進一步鎖定到“自信”上,認定對于中國社會學而言,“學科自信”是提高“文化自覺”的必然要求,是增強“理論自覺”的中心議題;有了“學科自信”,“文化自覺”和“理論自覺”就可以落到實處。由此強調要建設中國社會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關鍵就在于解決學科自信問題。

  二、學科自信的五個方面含義

  中國社會學的“學科自信”包含學科起源、學科歷史、學科性質、學科道路和學科使命等五個方面[8]。

  (一)中國社會學有自己的“元典”——荀子群學

  西方社會學家們是非常重視學科起源問題的。盡管早在涂爾干那里,就實際上提出了學科名稱并不是學科創立根本標志的觀點,據此他認為孟德斯鳩的學術貢獻是提出了社會學的基本原則、對社會生活進行了分類這兩大標準,因此盡管孟德斯鳩并未提出“社會學”[9]這一學科概念,卻可以把他看作社會學的創始人。①但是,現在流行的西方社會學教科書,還是愿意以提出學科名稱作為學科創立的標志,異口同聲地肯定提出了“社會學”之名的孔德創立了社會學。何以如此?因為他們把學科創立看作一個注冊問題,“注冊”是要有名字的,不論實際內容如何,這是西方式形式化思維的表現。而對于一個學科尤其是對于不僅具有科學性還具有人文性的社會學這個學科而言,“祖述”亦即“起源”,確實是學科發明權問題,這是話語權的根本。對此,西方社會學家是有強烈的自覺意識的。

  然而,至今未見有一個人能夠擺出哪怕是一條理由,證明在不同的、各自獨立的學術傳統中,以社會為研究對象的學科(“社會學”)只能有一個起源。因為這等于要求古人必須遵從現代的注冊制度。而在學科起源問題上,我們堅信,具有五千多年悠久歷史的、世界歷史上唯一不間斷文明的中華文明,以及伴隨中華文明的復雜有序、龐大繁盛的中國社會,完全具備產生中國社會學的主客觀條件。中華學術在戰國后期達到了被稱作人類歷史“軸心時代”的第一個高峰,當時的士階層在500多年的社會劇變鍛造中,極富思想活力和創造力,涌現了像稷下學宮那樣的人才薈萃的高等學府,開創了世界學術史上的百家爭鳴時代[8]。儒學學派的重要代表荀子,成為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集大成者,兼容綜合了墨、道、法、名、陰陽等“百家”之長,“總方略,齊言行,知統類,一制度”,構造社會人群之法式,創立了群學學科。群學“暗合”西方社會學的學科內容,而梁啟超也認為與西方社會學在學科結構上“正同”。如此燦爛的群學“元典”,完全給了我們學科自信的深厚底氣,荀子的群學足以與誕生晚得多的孔德、斯賓塞所代表的西方社會學相媲美。

  (二)中國社會學有獨立的綿延不斷的學科史[8]

  群學創立至今的2300多年中,中國社會經歷了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深刻變化;在文化上經受了儒道釋從對話到融合的漫長過程,面對了西方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的巨大沖擊,蒙受了所謂“荀學衰微”、“鄉愿”之說等種種誤解,更不用說近代以來對傳統學術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否定和討伐,其自身也發生了被迫和主動的轉型。但是,群學延續的學術傳統卻始終緊隨時代步伐,在走近社會生活中發出自己的聲音。群學自身也經歷了從秦漢時期的制度化到隋唐宋時期的民間化,再到元明清時期的內向化,以及清末民國時期的深刻轉型[8]。在漫長的學術歷程中,群學的概念體系和命題體系越來越豐富,為當代中國社會學話語體系的建設奠定了歷史基礎。最重要的學術發展規律就是“積累律”。我們必須認識到,群學開拓的悠遠綿長的學科史,完全否定了“中國社會學舶來”之說,為我們重新書寫中國社會學史憑添了學術勇氣。

  (三)中國社會學具有科學性與人文性相融合的學科屬性

  社會學是一個“多種范式”的學科,這是它的特點,也是一大優點。事實上,社會學既有“實證”的,也有“理解”的,又有“解釋”的,人們還稱馬克思的社會學是“辯證”的,以及結構的、結構化的、解構的,等等。因此,我既反對將任何“社會思想”、任何“學術”都稱為“社會學”,致力于明確區別“社會思想”與“社會學”,也確實不贊成“將‘社會學’一詞中‘學’字含義僅僅限定在西方實證科學的意涵上”[10]。這是因為社會既然是復雜的、多面向的、多層次的研究對象,社會學就應該展開多視角、多范式、多樣化的綜合研究。實際的學科發展情況也是這樣。因此,對社會學的學科性質不宜作單一化的限定,那樣對社會學這樣的學科只能是有害無益的自我窄化。

  費孝通關于社會學學科性質的論斷,即“社會學是一種具有‘科學’和‘人文’雙重性格的學科”[11]7,而西方社會學所建立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具理論,占主導地位的二元對立思維定式,基本上是將科學性與人文性相分立的。 費孝通晚年針對西方社會學“二分”研究定式的欠缺,強調“社會學是研究人在群體中生活的一門學問,科學性和人文性不可分”[11]7。在中外社會學史上,科學性與人文性相融合的典范是荀子的群學。我們并不否認主體與客體、行動和結構、理性與非理性的“二分”對于社會現象細分研究具有一定意義,但是,分析的另一面就是綜合,社會不論多么“客觀”,它都是有意志、有價值取向的人們的行動及其結果;“分析的時代”總要走向“綜合的時代”[8]。社會學是從整體性上綜合把握研究對象的學科,實現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相融合,是社會學的永恒主題和學科信仰,面向以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為旨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時代更是如此。具有幾千年優秀傳統的荀子群學,可以鼓舞我們重建中國社會學信仰的志氣。

  (四)中國社會學應走古今貫通、中西會通的綜合創新發展之路[8]

  世界幾大文明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學科發展可有先后之別。在中外學術史上,中華學術長期雄踞領先位置[8]。正如梁啟超所言,在上古和中古,“我中華學術第一也”[12]。我們不以“第一”自居,但也不能自我貶抑。平等對話、取長補短,包容互鑒,是不同學術之間的相待之道[8]。西方社會學傳入中國的歷史證明,中西會通必須以古今貫通為前提和基礎,否則就只能陷入“西方化”。荀子群學體系證明,中國社會學史不是西方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和應用史。中國社會學學科發展應立足于中國的國情和現實發展的需要,走古今貫通、中西會通的綜合創新之路。中國社會學學者應該具備這樣的學術創新銳氣。

  (五)中國社會學應是承擔回答21世紀創造“人類道義新秩序”(費孝通語)歷史使命的社會學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今時代,“中國社會學要在第三個秩序的建立上有所作為。這第三個秩序,即道義的秩序,是要形成這樣一種局面:人同人相處,能彼此安心,安全,遂生,樂業,大家對自己的一生感到滿意,對于別人也能樂于相處”[1]230。中國社會學在這場關乎人類未來命運的新的百家爭鳴中,應該發出強勁的聲音,貢獻中國智慧,提出中國方案[8]。中國社會者應該具備這種使命擔當的豪氣。

  三、學科自信的實質

  “學科自信”的五個方面含義歸結起來,其實質就是解決建設什么樣的中國社會學、怎樣建設中國社會學的問題。這與費孝通提出“文化自覺”、鄭杭生提出“理論自覺”的宗旨是一脈相承的。顯然,如果把中國社會學看作西方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和應用,那就根本用不著提出“學科自信”的問題,只要“信”西方社會學就足夠了。可見,對于“中國社會學學科自信”的實質,還需要作一些辨識。

  (一)學科自信不僅是一個認知問題,也是一個心態問題

  樹立“學科自信”,必須破除西方社會學在學科起源上的唯一性、話語權的獨占性。為此必須解決的認知問題,主要是辨識“學術”與“學科”的異同、“社會思想”與“社會學”的區別。我從來不認為任何“社會思想”、任何“學術”都可以稱為“社會學”。學科者,分科之學也。可以稱為“學科”的主要條件是:其一,它是專門針對某一確定對象的,或者專門關于某一方法的。前者如“昆蟲學”“電學”“原子物理學”等;后者如“微分學”“積分學”等。其二,它是成體系的知識,是自成一體的。如果只是個別的、零散的知識,就稱不上“學科”。具有專門性和體系性的“學術”才可以稱為“學科”。群學當然是專門研究“群”的,而中國古代的“群”就相當于清末民初從日本轉譯過來并沿用至今的“社會”;群學既形成了概念體系,也形成了命題體系,當然就不僅具有專門性,而且具有體系性[13][14]。梁啟超明確指出群學與西方社會學“分類正同”。也就是說,從學科(“分類”即分科)意義上二者是同一個學科。1905年劉師培(曾任北京大學教授)論證了即使采用西方近現代劃分學科的標準,也可以從戰國末期(“周末”)諸子之學中至少劃分出16個學科,“中國社會學”位列第四[15]。這個可能是在中國文獻中第一次出現的概念,很顯然,其含義不是“社會學在中國”,而是“中國的社會學”。為了明確區分,我們稱之為“中國古典社會學”或“中國本土社會學”。

  但是,梁啟超、劉師培等人之洞見在清末民初不僅未受重視,反而被湮沒了。中國是否本來就有可以稱為“社會學”的學問,“群學”是否就是中國古典社會學,竟然未作任何討論就被“中國本無社會學”之說取代了。這一學術舊案的造成,顯然不是靠的理性的力量,而是在甲午慘敗后,國運衰頹、自信喪失之時,由心態痼疾而累積起來的偏見。自此以后,社會學只能是舶來品,就成為毋需論證的成說。既然已認定社會學是舶來品,那么,群學并沒有“高盧雄雞”的聲調,不過是中國的“土雞”,即便有“一唱天下白”的本領,盡管也是“雞”,可就是不能稱作“雞”。這或許就是群學不能算是社會學的“理由”!

  我們反對將“西方社會學”等同于“社會學”,用占得“公認理論”地位的“社會學”掩蓋和消解“中國社會學”。這個等式的根本性錯誤,是不承認中國古代本有“社會學”,不承認群學就是中國古典社會學;而承認“西方社會學”具有唯一的獨占的壟斷權。究其根源則是早已被學術界否定了的“歐洲中心主義”。將“西方社會學”等同于“社會學”,用“社會學”掩蓋和消解“中國社會學”,必然的推論,就只能是承認“中國社會學”不過是“西方社會學”在中國的推廣和運用,那就完全談不上什么“中國社會學的話語權”,根本不可能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學[9]。

  中國社會學的話語體系、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只有在古今貫通、中西會通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來。我們的祖先創造了群學這一既體現中華文明精髓、又是與西方社會學“暗合”和“正同”的偉大精神財富。群學的概念體系和命題體系包含著解釋中國社會之所以繁盛興旺的密碼,包含著理解中華文明之所以綿延不絕的基因,如此寶貴的歷史資源,如果我們不珍惜、不利用,能是發展中國社會學的正確路徑嗎?如果說西方社會學在清末民初傳入中國以及以后的很長時期內,中國陷入民族危難,中國人在世人面前抬不起頭來,在缺乏文化自信、學術自信的情況下,無奈跟著在中國的教會學校首先創辦社會學系的西方基督教傳教士以及“全盤西化”的鼓噪者,牙牙學語地講什么“中國本無社會學”,社會學只是“舶來品”,雖然是違背歷史事實的,但無知者不為過,也還可以寬恕的話,那么,到了今天,經過中國幾代志士仁人的頑強奮斗,中華民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實現偉大復興,我們再不研究群學,不梳理中國古典社會學的歷史,如何盡到自己的職分,如何向后人交待?

  歷史證明,心態問題不解決,認知問題也就難以解決。中國社會學不要自我矮化。這不是自傲,而是學科發展階段的要求。中國社會學已經走過了恢復重建階段,不能耽于模仿,而要努力形成學科特性即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這就必須與西方社會學平等對話,才能取長補短、共同發展。

  在新的發展階段,增強“學科自信”就是不能認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正宗的,而中國的就不夠格,中國社會思想史只能算是社會學的“史前史”;不能盲目認為中國社會學并沒有自己的本土起源,無“史”可言,所謂“中國社會學史”就是“西方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史”。同時,不能再認為只有西方的,才是真學問,只要是中國的,就不能登臨大雅之堂;研究前者就是大學問,禮敬有加,研究后者就低人一等,鮮有問津。增強“學科自信”就是要堅持中西之學各有自己的起源、各有自己的歷史、各有獨立的價值,應該相互尊重、互學互鑒。

  增強“學科自信”就是:不能把某一國內的社會學的“規范”,當作整個社會學學科的“規范”;不能把某一國內社會學論文通行的寫法,當作全部社會學寫法的樣本;更不能把這種“規范”和“樣本”當作評判水平高低、質量優劣的“標準”。在學術上可以成為標準的,雖然可以列出一些形式性的條文,但是歸根結底,只能看對社會現象和過程是否具有解釋力,對社會價值和意義的理解是否具有說服力,對社會發展和社會建設是否具有正向的影響力。總之,就是中國自古以來所遵循的“經世致用”。

  (二)學科自信不僅是一個心態問題,也是一個現實任務

  學科自信不只是自卑或自傲的問題,而是一個歷史責任。英國的拉德克里夫·布朗早就承認“社會學的老祖是中國的荀子”,美國哈佛大學的本杰明·史華茲早就說過荀子是“最具有社會學色彩的”,我們作為中國學術的傳人,總不應該連研究也不研究,連討論也不討論,連荀子群學到底有些什么內容都不關心、不了解,非要跟在對中國學術一無所知的西方基督教傳教士后面,繼續相信“中國本無社會學”吧?

  我們的現實任務,第一是開展“大討論”。“社會學是舶來品”、“中國社會學史是西方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史、應用史”一類的說法[9],在中國已經流行了120年。習慣成自然,現在要糾正它,肯定不能奢望一蹴而就。但也不能對這種說法不加辨識,不辨明是非,繼續將其當作不易之論任其流傳。

  我從來沒有“將‘社會學’一詞中‘學’的含義”“泛指一切‘學術’‘學問’”,不贊成“將‘學’籠統地、泛泛地界定為‘學術’‘學問’”,而是贊成展開關于“群學”性質的大討論。

  其實,提出“群學”是“社會思想”還是“社會學”這一追問本身,就是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表現。誠然,“社會思想”與“社會學”是有區別的,但這一區別不是“非此即彼”的。在“社會思想”中,所包含的那個具有確定對象并且成體系的知識體系(“群學”)就是“社會學”。說“群學”只是“社會思想”不是“社會學”,實質上是說,凡是不像“西方社會學”的,怎么看,它都不是“社會學”,都只能算是“社會思想”。這一認識,顯然是以承認只有西方社會學是“社會學”,具有起源上的“唯一性”、話語權的獨占性為前提的。可是,這樣的理論預設站得住腳嗎?顯然,既然我們想要建立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9],就不能把自己的“理論預設”隱藏起來,當作不言自明、毋需論證的邏輯基礎,而是要擺出來,開展心平氣和的討論,有理由拿出理由,有道理講明道理,這是不可回避的也是很有意義的學術討論。那個毋需論證就必須接受“中國本無社會學”之說的歷史條件已經消失了,現在應該開展理性對話、認真討論了。

  第二是展開“大梳理”。創立于戰國末期的群學與19世紀中期孔德的西方社會學在表現形式上不同,是再正常不過的了。而它具有與西方社會學不同的至今長達2300年的演進史,當然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如果我們對中國社會學的漫長歷史了解不多,那么應該向費孝通先生學習,趕緊“補課”。我們課題組只是梳理了群學概念史和命題演進史,將來還要研究斷代史,如漢代群學史、唐代群學史乃至一個朝代、一個時期、一個地方的群學史,作為一個側面的家訓史、族規史、鄉約史、禮儀史、風俗史、生活史、縣治史、制度史、會社史、交往史、睦鄰史……再進一步,就是一個一個人物、一本一本著作、一個一個概念、一個一個命題的專題研究。這將拓展中國社會學史的廣闊研究領域,涌現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學科史專家,必將形成中國社會學史蔚為壯觀的宏大局面,使之成為群星燦爛的社會學分支學科。

  第三是進行“大探索”。西方社會學在理性化一途占得了先機,在非理性研究方面也有不少成果,但是,在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上,因其固有而擅長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卻陷入困境。費孝通先生在20多年前就指出,西方思維主導的19—20世紀,人類建立了利害上的聯系卻缺少道義上的認同。而“我們中國歷代思想家思考的中心一直沒有離開過人群中的道義關系。如果目前的世界新秩序正好缺乏這個要件,我們中國世代累積的經驗寶庫里是否正保留著一些對癥的藥方呢?”“找到這問題的答案也許正是我們中國社會學者值得認真思考并去追求的目標。”[1]244

  這個目標落實到社會學理論研究本身,就與解決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融合相關聯了。我們既然確認群學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相融合的典范,那么,就可以推斷,實現中西會通的途徑就應該是探索群學與西方社會學在概念和命題層次上的融通。盡管這在目前還是一個假設,但應該是一個值得探索的方向。我們從2014年開始,梳理了群學概念體系和命題體系,論證了群學就是中國古典社會學;我們以命題演進史的方式重新書寫中國社會學史。這就使得實現中西會通不再是一個理念、一個愿望,而是一項可以具體著手的實實在在的工作。當然,這只是為艱巨而長期的探索過程作了必要的準備,即使是邁出了第一步,也不過是千里之行的一小跬步。這一浩大工程的完成,就寄厚望于年輕一代了。

  第四是要有“大擔當”。當今中國乃至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勢必展開“新的百家爭鳴”[1]230。中國社會學要發出自己的最強音。這就要對社會發展和人類命運有大擔當。在經濟學界,已經有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蔡昉學部委員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在探討“中國經濟發展的世界意義”[16],實際上是在基于中國經濟發展創建中國自己的經濟理論。這與20年前甚至10年前還熱衷于討論西方經濟理論對中國的意義相比,“風水”已經轉過來了。這一轉變在社會學界也已經展開。陸學藝先生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社會建設論》,就是結合中國當代社會發展所重新構建的“社會建設理論”,而“社會建設”完全是中國特色的概念[17]。在2020年1月1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慶祝建所40周年大會上,美國杜克大學林南教授在演講中也基于1978年以來的中國發展,重新構建“社會大轉型”理論。哈爾濱工業大學王雅林教授沿著他幾十年來領銜的“生活方式”研究,將“生活”概念引入社會學概念體系,構建“生活本體論”的基本理論。還在2006年,筆者應邀到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作題為“理解中國發展”的演講,其中就提出了與劍橋大學老校友達爾文的進化論不同的“超越進化”概念,重新定義并闡述了與劍橋大學現校友吉登斯的“時空延伸”概念相左的“時空壓縮”概念[18],也算是一個理論上的嘗試。2019年10月27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中國社會建設與社會學發展高端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劉少杰教授、中山大學蔡禾教授等都對加強基礎理論創新提出了卓越見解。上述例證表明,中國社會學研究已經進入“大擔當”——回答中國和世界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新階段。

  “大討論”“大梳理”“大探索”“大擔當”,接連說這四個“大”,對于至少有5000年文明史的14億中國人而言,其實并不“大”,并不過分,而是應該承擔的使命和任務。我相信新一代的社會學人,一定會有“舍我其誰”的氣概。現在提“學科自信”可能還會引起質疑,而對新一代中國社會學人來說,“學科自信”就是常態——既是正常心態,也是日常工作狀態。

  注釋:

  ①孟德斯鳩認為,社會生活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法則。社會法則把握的是社會生活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由此,孟德斯鳩對社會生活作出了總體性思考。涂爾干據此將孟德斯鳩看作社會學的創始人,盡管孟德斯鳩沒有提出社會學的名稱。

 

  參考文獻:

  [1]費孝通.從實求知錄[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2]衛惠林.社會學[M].臺北:正中書局,19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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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姓名:景天魁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趙明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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