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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與國際合作理論創新:文化、理念與實踐
2020年06月05日 09:21 來源:《國際問題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孫吉勝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摘要:傳統文化、外交實踐和世界形勢重大變化是影響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重要因素。“一帶一路”實踐不僅體現了國際合作的一般規律,也體現出一些新的合作理念、合作模式和合作路徑,很多是西方傳統的國際關系合作理論所忽視或不能解釋的。“一帶一路”實踐強調合作的平等性、開放性、包容性、過程性、長期性,堅持互利合作,共同發展,超越了西方理論視域下簡單的制度合作、同質性合作和利益合作,這些為國際合作理論發展與創新提供了新元素。對“一帶一路”實踐進行理論凝煉不僅可以更好地彰顯中國外交實踐,還可以把中國外交實踐上升到理論高度,這也是將中國實踐轉化為世界普遍知識的重要路徑。

  關鍵詞:“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中國外交;理論創新;文化

  作者簡介:孫吉勝,外交學院副院長、教授,北京市對外交流與外事管理基地首席專家。

    基金項目: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專項項目“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外交戰略與中國外交話語體系構建”(項目編號:16ZZD029)的階段性成果;

  

  外交實踐往往走在外交理論前列。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實踐不斷創新,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新主張和新政策,“一帶一路”倡議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迅速成為中國同世界各國增進合作最重要的平臺和機制,逐漸成為一個典型的中國話語。“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不僅遵循國際合作的一些基本規律,也展現出很多新的合作理念以及中國獨特的合作方式和實踐特點,體現了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很多是西方傳統的國際關系理論所忽視或無法充分解釋的。為此,對“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進行理論思考和凝煉,不僅可以更好地解釋“一帶一路”實踐本身,也可以豐富國際合作理論,把中國實踐通過理論的提升轉變為普遍的世界知識。 

  一、影響國際關系理論發展與創新的三個主要因素

  國際合作一直是國際關系理論界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回顧國際關系理論的整體發展脈絡可以發現,傳統文化理念、外交實踐、世界形勢重大變化是影響國際關系理論整體發展以及不同流派創新的三個重要因素。

  第一,傳統文化是理論發展與創新的重要背景資源。文化是在一個國家歷史中積累形成的,它可以通過傳統和習俗來反映,不僅塑造思想觀念、規范和習慣,而且影響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一方面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反映當地的特點,使理論帶有地方影響的印記。

  文化是社會結構的一部分,會塑造習慣。人們的行為和行動往往是基于一種未經理性思考的習慣。這就是為什么從理論上講,既有后果性邏輯(logic of consequence)和適切性邏輯(logic of appropriateness),也有習慣邏輯(logic of habit)和實踐邏輯(logic of practice)。實際上,習慣邏輯和實踐邏輯都體現了文化的影響,文化直接塑造了背景知識,同時也是背景知識的體現。約翰·塞爾(John R. Searle)認為,人們通常是無意識地做事,但他們確實遵循某些規則,只不過是人們對有些規則太熟悉,以至于意識不到對它們的遵守,使他們的行為看起來是無意識的。這種無意識行為實際受到背景知識的影響。與此類似,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認為,“慣習”是個體感知周圍社會世界并對其做出反應的具體傾向和偏好系統,它代表了群體文化和個人歷史塑造身體和心靈的方式,直接影響社會行為。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歷史先驗論認為歷史先驗知識基于歷史經驗,任何人都無法避免這種知識的影響。因此,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人對一些具體話語和行為的理解經常相似,反之亦然。在實踐中,人們常常不自覺地運用自己的標準來理解或判斷他人的行為或行動,一個國家認為正常的東西可能其他國家會認為不正常。如果對其他國家的歷史文化缺乏足夠了解、不具備相應的背景知識,溝通過程中就很可能出現誤解,影響溝通的有效性。

  理論化過程本身也是一種受文化影響的特殊實踐。由于理論家都生活在特定的時間和文化空間內,他們所發展出的理論也會體現這些時空的影響。例如對美國而言,民主和自由是核心價值。美國在建國伊始,就形成了“上帝選民”觀念,認為美國肩負著向其他國家輸出自由理想、民主制度及相關價值觀的責任,二戰后美國對世界秩序的塑造和對國際體系的設計也體現了這些理念。由于英語和西方世界的學術和話語霸權,這些理論往往被普適化,常被用來解釋整個世界的外交實踐。實際上它們遠遠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理論,在實踐中無法解釋國際關系的全面圖景。近年來,隨著非西方國家發展本國國際關系學派意識的日益增強,反對話語霸權和理論霸權的聲音越來越多。例如,許多俄羅斯學者強調俄羅斯的獨特性,認為俄羅斯外交實踐遵循一套不同和獨特的行事規則,無法套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來理解。印度同樣基于自己的文化發展了甘地學派、尼赫魯學派、民族學派、自由學派等。同樣,中國文化也塑造了中國獨特的世界觀、價值觀以及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中國人珍視和平,尊重差異性和多樣性,倡導包容互鑒,把世界看作一個整體,“自我”和“他者”之間沒有明確界限。中華文明鮮有擴張理念,不會主動尋求改變他者,為自己增加額外的負擔,這些同西方文明的擴張傾向形成了鮮明對比。經過多年的積累和沉淀,中國國際關系理論也獲得長足發展,如秦亞青的“關系理論”、趙汀陽的“天下體系”、閻學通的“道義現實主義”等同樣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歷史密切相連。由此可見,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或地區可以形成不同的偏好和規范,會影響理論發展。

  第二,理論的發展與創新受一國外交政策和外交實踐的影響。例如,美國學者提出和發展的許多概念、理論,如權力轉移、結構性沖突、大國政治的悲劇、“霸權穩定論”、“自由制度主義”等大多是基于二戰結束后的美國實踐經驗。以巴里·布贊(Barry Buzan)為代表的英國學派在借鑒歐洲歷史和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社會”這一核心概念。同樣,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往往與它由物質實力和智力、文化以及精神潛力所產生的大國身份相聯系,這種身份認同影響其對國際事件的認知和反應。如在烏克蘭問題上,俄羅斯認為自己是一個英雄國家,肩負著保衛俄羅斯世界和恢復國際關系“公平”的使命,而這長期以來一直被西方斥責。俄羅斯基于其豐富的地緣博弈實踐,地緣政治理論發展也相對成熟。中國不把自己的思想和制度強加給其他國家,或輸出到其他國家,體現了內向性和非擴張性特征。這些理念也影響了中國外交政策和外交實踐,實踐反過來也使中國形成了以和平發展為基本途徑、以合作共贏為核心原則的外交理論,突出和平共處、互利合作、非擴張性、不干涉內政等特點。與此相似,中國學者也進行了“發展和平”“發展治理”等理論探討。印度發展的理論也體現出很強的印度特色,如不結盟理論、亞洲價值理論等。

  第三,理論的發展與創新受國際形勢和重大變化的影響。理論是用來解釋、描述和預測現實的系統化和概念化的思想。世界本身尤其是國際關系發生的大變化是最重要的理論發展源泉,為理論家反思和創新理論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例如,20世紀70年代,身處由美國和蘇聯兩大國主導的兩極世界之中,肯尼斯·沃爾茲(Kenneth Waltz)把國際體系類比為市場,發展了非常簡約的結構現實主義,即國家行為選擇取決于其所處國際體系的結構,而國際體系結構主要是由大國的物質實力所決定。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對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等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未能預言冷戰結束的質疑,許多新概念和新視角也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進入國際關系的研究議程,如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的一些概念和理論,文化、身份、性別、話語、情感等隨之成為一些理論研究的核心內容,這也使國際關系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進入了多元化發展時期。而反思當前的世界,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正在經歷深刻變化和調整,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國家實力發生變化,人工智能、互聯網等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全球治理體系面臨治理赤字甚至治理失敗的挑戰。各類國際思潮涌動,民粹主義、逆全球化、民族主義等不斷興起,美國作為世界霸主不斷進行戰略收縮,在國際上頻頻退群,使當前國際秩序不斷受損,而中國作為崛起國卻日益成為維護當前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這些都在經驗層面為理論研究提供了新問題,需要我們重新反思傳統的國際關系理論,對其進行發展與更新。例如,過去人們研究國際制度,重點關注制度的形成與設計、制度的選擇與變遷、制度的影響效應等內容,而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由于世界秩序的深刻變化,加上中美在不同領域展開的制度競爭,很多關于制度的研究開始轉向制度間的關系。有學者開始探討國際制度競爭、競爭性多邊主義等,也有人開始探討無美國合作,體現出當前鮮明的時代特點。

  二、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視域下的國際合作

  “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是國際合作,涉及國家間合作、次區域合作、區域間合作等。現有的國際關系理論關于國際合作的研究是否能夠充分解釋“一帶一路”合作是對其進行理論凝練的前提。總結已有國際合作的研究可以發現,現有的國際關系理論對國際合作的研究在各不同理論流派中都有涉及,如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功能主義、地區主義等。總體來看,西方學者對于國際合作的研究具有廣度和深度,既包括體系層次的宏觀研究,也包含制度和文化共識層面的中觀分析,還有一些個體層次的微觀探討。具體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注重權力結構和權力分配對合作的影響。此類研究主要集中在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理論中。現實主義理論總體認為國際關系的無政府狀態使國家的安全沒有保障,國家的這種不安全狀態使它們在面對合作機會時,首先想到的不是能否從合作中獲益,而是由于擔心對方利用在合作中增加的實力會對自己不利而不愿意進行合作。現實主義理論一般認為,當有霸權國提供安全和秩序等公共物品或是國家在追求均勢時,國家可以合作,強調國際合作經常由霸權國和大國主導,其他國家被動參與,突出特點是強制性。大國利用自己的優勢積極主導國際機制和國際組織的設立,強調國際制度發揮的功能性作用,同時監督和執行國際規則以維護大國地位。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霸權合作模式,認為霸權國創建國際機制,從維持體系穩定中獲得收益,形成了一種善意的霸權合作,其他國家在霸權國主導的機制下開展合作,獲得大量公共物品。金德爾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認為,由于公共物品很難通過集體行動來獲得,因而需要由有經濟能力且有意愿的霸權國家來提供。吉爾平(Robert Gilpin)和克拉斯納(Stephen Krasner)則認為,霸權國主導的合作模式是一種惡意的霸權合作,其目的是為了增加自身收益。霸權國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國際機制,其他國家由于霸權國的強權和威懾,而不得不加入不平等的機制,并在其框架下開展合作。霸權國主導的合作是為了推行利于自身的規則,同時為了維護自己的霸權機制,強迫參與合作的小國付出一定的代價。珍娜·戈瓦(Joanne Gowa)明確將霸權國主導的合作稱為強制合作,強勢一方迫使弱勢一方改變自己的政策。戈瓦指出,霸權國的功能相當于國際社會公認的權威,可以促進合作。但參與合作國也不是被動的接受者,接受合作的國家可以通過合作限制霸權國的剝削,因為霸權國也需要遵守自己制定的規則,維持自身權威的合法性地位。以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為代表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者對國際合作的態度則更為悲觀。米爾斯海默認為,國家出于對相對收益的考量和對彼此之間欺騙策略的顧忌,不會產生真正的長久合作。國家間的合作模式是基于安全競爭主導下的投機行為,是一種均勢體系支配下的合作。按照均勢合作的解釋,在無政府狀態中,理想狀態是除了自己比其他國家都強大之外,再就是均勢。由于一國實現一家獨大極為困難,所以國家最現實的選擇是維持均勢。國際合作是維持均勢的基本手段之一,一旦某一國家處于落后位置,它就會選擇與他國合作,以提升自己的國際地位。如果幾個強國之間實力相當,為了維持均勢,它們會分別尋找盟友并與之合作。這種均勢合作在大國和小國、盟友和敵人之間都可以展開,一旦均勢發生變化,這種合作會迅速崩潰。 

  第二,國際制度是促成合作和確保合作成功的重要因素。強調國際制度對于合作的重要性主要集中在新自由主義理論。按照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觀點,國際關系的無政府狀態并不是有礙合作的主要因素,阻礙合作的是信息、欺騙等中間環節,如合作結果預期、信息和溝通障礙、交易成本、環境的不確定性等。如果這些因素都可以解決,國家就可以合作,而解決這些問題的主要辦法就是通過國際制度,以制度促合作。20世紀70年代末,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和約瑟夫·奈(Joseph S.Nye)提出了相互依賴概念。國家間關系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呈現出一種復合相互依賴態勢,相互依賴增加了合作的需要。復合相互依賴被認為是國際政治的基本特征,也是國際合作開展的背景。這種觀點認為,通過合作性制度,國家可以形成共同利益、解決共同問題。制度可以減少互動過程中的欺騙,使合作結果更可預測。此類研究重點集中在制度為何能促成合作的解釋方面以及在何種條件下合作更容易實現,學者們經常采納主流經濟學的理性假設和博弈論的數學模型進行研究。例如,曼瑟·奧爾森(Mancur Olson)從集體行動困境出發,提出了K集團合作模式,即降低合作者人數,通過小團體的合作來解決個體理性導致集體不理性的問題。合作者數目越小,每一個合作者公共產品付出的成本就越低,更容易形成合作。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Robert Axelrod)通過建模對重復多次的博弈進行研究,形成了國家之間的互惠合作模式。該合作模式經過三個階段,首先在協作型博弈模式下,雙方共同利益的認定和追求是合作啟動的前提。但是,每個理性行為體都會采用占有策略,從而導致策略組合背離共同利益。第二階段因而需要在互惠基礎上制定相關的策略。最后需要采用針鋒相對策略防止任何一方不合作帶來的侵害,同時回應彼此的合作行為,減少合作中的背叛行為,明確未來的預期收益,從而使合作延續。基歐漢將市場失靈理論引入到國際合作的研究中,形成了國際制度下的合作模式。制度可以有效降低合作交易成本,明確法律責任,加強議題聯系,提供可靠信息,降低不確定性風險。國際制度實際發揮了調節國際關系、促進國際合作的替代性功能。這里的制度既包括國際組織、政府間協商達成的規則制度,也包括國際慣例。國際制度下的合作模式不需要中央權威來維持,即使國際機制創設時的條件消失或霸權國權力衰退,合作仍可以繼續,即霸權后合作。而針對區域合作,有效的區域制度可以減少互動過程中的欺騙,使合作結果更可預測。地區制度可以加強信息交流,增加國家間的透明度,減少安全困境,就像兩個商人在簽署商業合同后對交易的收益有明確預期一樣,他們知道自己的對手也會有同樣的預期,實際是在強調制度的延續作用。總之,國際制度實際是一種國際協調方式,削弱無政府狀態的負面作用,避免各類行為體不考慮普遍原則、規范、規章和程序而各行其是。

  第三,社會因素也會對國際合作產生影響。除了權力、制度外,一些軟性社會因素被認為會影響國際合作。此類研究主要集中在建構主義、英國學派等理論。建構主義尤其強調文化和身份的作用。國際關系的無政府狀態是由國家間的互動塑造的,國家間的互動也可以使國家之間的主體間認知發生變化,塑造出不同的文化,如人們所熟知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也就是說,國家之間的互動也可以塑造一種合作文化。國家間在合作與融合進程中的互動與談判過程可以逐漸改變國家偏好、認同、利益、相互認知和共有知識,增強國家間的“我們感”(we-ness),改變習慣或文化。東盟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一體化進程中,東盟各成員國的認同感逐步增強,區域一體化的方式和風格逐漸成形,形成了相互協商、互不干涉、照顧各方舒適度等習慣,這與歐盟的嚴格制度主義有很大不同。在這種情況下,重要的不僅是合作的結果,過程同樣重要,這一過程可以在塑造身份和利益,進而影響最終行動方面發揮重要的建構性作用。實際上,國家之間在相互依存、共同命運、同質性和自我約束等因素影響下,會形成集體身份。羅伯特·道斯(Robert M. Dawes)等人研究了當不考慮自利、聲譽等因素后,集體身份對于合作的影響。當集體身份建立后,合作在缺少互惠、未來預期和懲罰措施的情況下仍可展開。合作的共識依附于集體身份,當合作的共有知識和文化內化成為規范,國家就會將合作作為習慣。托馬斯·謝林(Thomas C. Schelling)認為,行為體有時不需要溝通和明確的協議,只要對合作的觀念一致就可以合作,形成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全體一致思維模式,這種模式可以消除搭便車,減少對相對收益的考慮而造成的合作障礙。海倫·米爾納(Helen Milner)稱其為“心照不宣的合作”(tacit cooperation)。英國學派圍繞其核心概念“國際社會”對合作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認為,合作形成了社會秩序,反過來合作又通過社會秩序得以維持。合作的起點在于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觀。共同利益包括維持國際社會生存、維護國家獨立主權以及國際社會的和平,共同價值觀包括一個區域內的同質文化以及不同區域內文化的調和。合作具體的展開路徑包括促進均勢體系內成員國形成共同文化、遵循國際法原則、充分利用外交手段推動政府間溝通和談判、積極發揮大國在維護和調節國際合作秩序的作用等。阿克塞爾羅德總結了以施動者為基礎的復合型合作模式,如加強和完善合作行為機制、明確合作的具體標準、建立國際合作組織以及構建相互影響的共同文化等。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研究多強調文化與社會影響,即在文化共識程度高的區域,不同國家針對共同議題組成了共同體,這種共同體合作模式依賴于成員國的共有文化和集體身份,但是具有較強的排他性。

  三、“一帶一路”實踐與國際合作理論創新的思考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國際影響力的增強,客觀上,中國獲得了更多實施自己理念、戰略和政策的條件和空間;主觀上,中國更加自信,積極將自己的理念融入外交實踐。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更加積極主動,不斷提出自己的理念、主張和方案。在實踐中,中國踐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一帶一路”倡議成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抓手。“一帶一路”倡議致力于亞歐非大陸及附近海洋的互聯互通,建立和加強沿線各國的互聯互通伙伴關系,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復合型的互聯互通網絡,實現沿線各國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續發展,截至2019年10月底,中國已同137個國家和30個國際組織簽署199份“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產出了一大批務實合作成果。“一帶一路”倡議的實質是國際合作,也正在促進新一輪的全球化進程,六年多的實踐不僅體現了“一帶一路”倡議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同時也顯示出其特有的合作方式、合作模式和合作路徑,為國際合作理論研究提供了不少新思路。

  第一,“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突破了同質性合作,是一種平等開放性合作和包容性合作。近年來,世界面臨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的挑戰,國際合作不斷受挫。實際上,全球化最重要的一點是促進全球商品、信息和資本的流動。但是,當前全球化產生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它刺激了資本的集中和貧富差距的擴大。在這個過程中,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平等參與,利益也不能平等分享,導致國家內部和不同國家之間的分裂,在國家內部產生了邊緣化群體,在國際層面產生了邊緣化國家。這也是當前一些發達國家質疑全球化以及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反全球化思潮在一些國家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導致一些國家和群體被邊緣化的部分原因是這些國家和群體達不到參與合作的門檻,無法參與到國際合作中來。從傳統西方國際理論關于國際合作的解釋亦能體現出這一點。現有國際關系理論視域下的合作多是遵循強制度下的同質性合作,強調參與合作各方必須達到同樣的標準,遵循同樣的制度,合作各方都一概而論,否則就參與不到合作之中。例如,歐洲一體化也是從合作開始,如果把歐盟作為一種合作機制來看,各國若想要加入,必須要達到歐盟設立的入盟標準。歐盟在制定成員標準時,就已經制定了經濟體系、政治體系、社會發展等方面的標準,加入之后,各國也必須遵守同樣的規則和制度。歐盟合作機制屬于典型的強制度同質性合作。東南亞合作機制在達成共識方面與歐盟模式不同,但主要是制定合作規則的過程不同。在制定規則過程中,東盟各國多采用協商方式,不斷溝通,充分照顧各方舒適度,取最大公約數,最后達成共識。但是,一旦共識達成,規則確立,各國也是必須嚴格遵守,從本質上看也屬于同質性合作。

  “一帶一路”倡議突破了以上合作模式。如果把“一帶一路”實踐與歐盟、東盟等合作方式進行對比可以看出,“一帶一路”合作模式并不是同質性合作,而是一種平等開放性合作,體現在以下兩點。

  一是“一帶一路”強調開放、包容合作。中國文化總是強調事物的關聯性和包容性,強調和而不同,把差異視為一種自然狀態。不同的事物同樣可以構成一個和諧的整體。即使事物相互對立或沖突,它們仍然是相互依存,可以相互轉化。如果以這樣一種思維來審視全球化,過去之所以產生很多問題,原因之一是它主要是以西方思想和觀念為主導,全球貿易和金融的全球化也導致了西方思想的全球化,其直接結果是西方價值觀和標準的強制傳播,產生了排他性秩序甚至是文明的沖突。在這方面,“一帶一路”的實施有所不同。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初,關于參與國的表述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2015年中國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下文簡稱《愿景與行動》),規劃了五條主要路線,但六年多的合作實踐顯示“一帶一路”并不局限于僵化的路線和固定的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實際是一種平等、開放的合作網絡。雖然人們在談及“一帶一路”時首先會想到歐亞大陸的互聯互通,但它早已經超越了亞洲和歐洲,延伸至非洲和拉丁美洲。習近平主席2017年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會談時表示,中國也歡迎美國參與“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也就是說,“一帶一路”倡議對所有的國家開放,不同社會政治制度、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國家和國際組織都可以加入。即使對那些開放程度不高、經濟欠發達國家和地區也是如此。“一帶一路”的開放性為有意愿加入的國家提供了新的合作平臺。正如奧尼爾(JimO’Neil)等人所言,“一帶一路”作為一個合作機制和平臺,主要是為了促進區域和區域間的國際合作,使各國共同發展,起到了合作網絡和組織概念的作用。與同質化合作相比,“一帶一路”強調先參與,建立一種合作語言,之后逐漸完善制度,進行實質性合作。除了對不同的參與者開放之外,“一帶一路”的內容同樣是開放的,不僅包括陸地、海洋的互聯互通,還有“數字絲綢之路”和“冰上絲綢之路”。在合作過程中,盡管都是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但并不受制于一個固定標準或是僵化的規則,各方合作并不是同質的,而是呈現多樣性和靈活性特點,合作模式可能不同,合作內容也可能不同,合作路徑也會存在差異。根據克里·布朗(Kerry Brown)的觀察,“一帶一路”項目的運作方式沒有固定的模式,具有充分的靈活性。與所有行為體都必須遵守相同規則的強制度主義不同,在普遍共識下,“一帶一路”的實施、合作方式和合作領域由合作雙方具體商定,是一個參與國通過協商解決問題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它不僅是一種促進合作的強有力制度,也是一種設計靈活的制度。各國的合作可以在進程中不斷靈活調整,避免了強制度主義約束合作的僵化性。有時,合作剛開始是虛的、意向性的,逐漸向實轉化。合作方式也可以靈活多樣,多元多維,可以是雙方合作,也可以是三方合作,甚至做到一個國家一個政策,充分考慮當地條件、意愿和能力。

  二是“一帶一路”強調平等合作,盡管各國需求不同,但都可以平等參與,無論是大國、小國,富國、窮國。這一點也受中國文化傳統和外交實踐、經歷的影響。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主席就強調大國小國應該平等相待。周恩來總理在談到外交方針和任務時也強調堅持愛國主義,反對世界主義,強調中國的國際主義就是反對大國剝削小國,要各國都獨立平等。平等互利也成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國力大幅增強,成為有影響的世界大國,但是中國一直強調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強調世界各國有大小強弱之分,無高低貴賤之別,在國格上一律平等。但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在研究合作時重心是在大國和強國上,而小國完全處于被動。例如,當肯·斯奈德(Duncan Snidal)認為強國因為有機會改變國際制度的具體內容,更能促進多邊制度合作模式的發展,而小國只是被動服從于霸權國的壓力。“一帶一路”合作與此不同,在實踐中有助于彌合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大國與小國之間的差距,把它們視為平等的參與者。2018年在上海舉辦的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不僅有發達國家的企業和公司參展,也有欠發達國家的企業和公司參展,對于欠發達國家,中方還免收了相關費用,目的就是讓所有國家都能從巨大的中國市場中獲益。“一帶一路”倡議更多是作為一種重要的公共產品和平臺,各國可以在此框架下通過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進行多樣性合作,各參與國可以結合自身優勢,挖掘合作潛力,從區域層面看,此類合作可以縮小各國發展差距,實現共同發展。

  第二,“一帶一路”突破簡單的結果導向合作,是一種過程加結果導向的漸進性合作。現有的國際合作除了建構主義理論外,大多以結果為導向,基本忽視過程,在涉及合作時主要從理性主義出發,關注核算收益和成本。新現實主義在利益方面強調相對收益,而新自由主義強調絕對收益。同時,新自由主義在強調絕對收益的同時,更強調制度在促成國際合作中的作用,即制度可以增加透明度,減少互動過程中的欺騙,使合作結果更可預測,實際上是結果預設好的合作。亞瑟·斯坦(Arthur A. Stein)從理性選擇的視角分析了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合作理論,認為兩者的共同點在于認為合作是目標導向的國家互動,并基于博弈論提出了國家合作的協作型戰略互動模型。布魯斯·布恩諾·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de Mesquita)認為,國家在互動前會先規劃出合作邏輯的樹狀圖,通過分析合作方的具體行為和信息,產生不同的合作路徑選擇方案,再對不同路徑下的成本收益進行排序,選擇最佳的合作行為。“一帶一路”實踐顯示,其合作結果并不是事先完全預設好,而是先設立一個大的合作框架,提出一種合作理念,建立一種合作氛圍,具體合作可在大的合作框架下不斷調整、完善,甚至創新。實際上合作過程起了重要作用,它不僅維持了合作的繼續,同時也逐漸塑造相互認知和共同利益,甚至改變偏好。這種方式也是基于中國文化傳統。中國文化強調事物的變通性和靈活性,強調事物發展的變、易、通,即事物在發展過程中會變,不同事物之間相互轉化,這是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西方也有學者關注到合作過程的重要性。例如,詹姆斯·卡普拉索(James A. Caporaso)認為合作問題不能被描繪成戰略互動的博弈,盡管該維度的國家間行為確實存在。合作模式的研究應該從效用給定的戰略互動轉移到辯論、交往、勸說、倫理上。國際合作的開展如同對弈,國家在其中爭論、會商、辯護,同時傳遞信號。安德魯·基德(Andrew H. Kydd)將國家間對話作為形成合作關系的第一步,指出信任來源于溝通,溝通和理解強化了伙伴關系,使囚徒困境博弈轉化為保證性博弈。充分的溝通提高了合作信息的真實性和合作收益分配的正當性。“一帶一路”實踐顯示其實質是一種典型的漸進性合作。“一帶一路”倡議自提出以來,本身也經歷了一個漸進完善過程,從理念轉變為行動,從愿景轉變為現實,到堅持開放、綠色、廉潔理念,努力實現高標準、惠民生、可持續目標,推動高質量共建。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帶一路”合作實踐也是一個學習過程,一個參與國之間建立共識的過程。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一帶一路”合作實踐充分展示合作多元性、松散性和靈活性的特點,為深化合作理論研究提供了更多探索空間。

  第三,“一帶一路”突破了領域外溢合作,以互聯互通推動多維合作。涉及到合作具體領域問題,傳統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主要從功能主義和新功能主義角度來解釋國際合作,合作從具體領域開始,之后逐漸外溢到其他領域。托馬斯·迪茲(Thomas Diez)主編的《歐洲一體化理論》一書對歐盟內部合作做了大量研究,認為共同體合作起初是為了完成具體功能性任務,最初的合作實現了特定的經貿發展的功能性職能,強化了共同利益的認知,建構了相互信任,因而產生了外溢結果。合作從某一特定領域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領域的其他議題,增加了國家間的政治互信,也加強了共同體內部的相互依賴程度。正如人們所熟悉的,歐洲區域內合作首先從煤鋼領域開始,直至統一貨幣、共同市場,甚至共同安全。而“一帶一路”合作實踐并不是遵循這樣一種合作路徑。

  “一帶一路”合作體現了很多中國理念和中國經驗,首先強調的是互聯互通。中國文化強調“通”,如中醫所認為的,“通”是健康的基礎。中國的發展也是強調從“通”開始,改革開放之初就開始強調的“要想富,先修路”。時至今日,中國已經由密集的公路、鐵路網聯通起來,僅高鐵里程就占了全球的1/3,互聯互通對中國過去40年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從國際范圍來看,很多國家和地區落后的基礎設施經常阻礙發展。非洲內部的互聯互通非常薄弱,從非洲的東南部到西南部,經常需要飛到北部轉機。非洲也沒有貫通北部和南部、東部到西部的連通線。東南亞、拉美也同樣如此。“一帶一路”實際是以互聯互通來帶動各領域的合作,通過互聯互通來挖掘各方合作潛力,通過互聯互通來產生新的合作動力,激發新的合作領域,催生新的合作規范。“一帶一路”第一步也是最基礎的一環是加強“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在“五通”之中,第一個重點是建立共享交通線路,以此加強互聯互通,部分解決碎片化問題,以更好地促進商品流通,更好地連接市場。實際上,在政策、基礎設施、貿易、資金和民心五大領域的聯通可以把當今世界更好地聯系起來。通過互聯互通促進發展與合作也是汲取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互聯互通不僅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國內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逐漸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時空觀念。同樣,“一帶一路”框架內的互聯互通也將在促進國際合作與發展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一帶一路”六年的實踐也引起了學界對“互聯互通”的重視,開始研究不同地區不同版本的互聯互通,如歐洲的互聯互通、非洲的互聯互通、海上連通、冰上連通、網上連通等。很顯然,“互聯互通合作”可以作為研究國際合作的一個重要核心概念繼續深入。 

  第四,“一帶一路”是共同利益合作對傳統單方利益合作的超越,突出發展合作。涉及到合作利益,傳統的國際關系理論在衡量合作利益時,討論最多的是絕對收益和相對利益。新現實主義主要強調相對收益,如果相對收益小,即使收益很大行為體也拒絕合作;新自由主義則更看重絕對收益,只要合作可以給自己帶來收益,從理性主義角度出發,行為體仍會選擇合作。實際上,在這些理論視域下,利益是固定和事先預設好的。但是,“一帶一路”合作實踐顯示,“一帶一路”的合作重點是在合作過程中塑造共同利益。例如,參與各國通過共同促進發展來塑造共同利益,以此帶動多領域的發展合作。過去四十年來,中國在發展領域是世界上最成功和最有經驗的國家。改革開放至今,中國使8.3億人成功脫貧,對世界減貧問題做出了高達70%的貢獻。“一帶一路”的合作重點就是圍繞發展促進合作。正如習近平在2017年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演講中所強調的,“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要聚焦發展這個根本性問題,釋放各國發展潛力,實現經濟大融合、發展大聯動、成果大共享。”因此,發展是“一帶一路”的核心。中國希望通過“一帶一路”與各國分享中國的發展理念和發展經驗。中國對全球包容性發展的貢獻不僅體現在自身的發展成就,更重要的是展現了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在推動全球發展議程和全球發展合作中的大國責任。中國所持的平等、包容、開放和共贏的合作理念,在一系列雙邊和多邊平臺推動全球包容性發展。在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期間,發展首次被提上全球治理議程,這是中國改善全球治理的獨特途徑。“一帶一路”實際是參與國從中國發展成果中受益的機制,各參與國可以根據自身發展需求與中國進行戰略對接。據世界銀行統計,“一帶一路”沿線處于中低等收入水平的國家共有19個,總人口24億,占全球該發展水平總人口82%,其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平均達到14.8%。如果“一帶一路”能夠促進這些國家的發展,使它們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世界的總體發展圖景將發生變化。如果能做到這一點,“一帶一路”也將會為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做出巨大貢獻,這是過去的全球化和各類合作機制所無法取得的成就。

  第五,“一帶一路”實踐是長期合作與短期合作相結合。中國文化一直強調整體思維和長遠思維,是一種重視集體主義的文化,往往強調從整體的角度和趨勢看待事物,而不是從個人角度。這些也體現在中國的政策中。例如,中國政府經常制定長期目標或計劃,如五年計劃、三步走戰略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目標確定后,國家將制定相關政策并采取相關措施加以實現。同樣,中國的外交政策也往往強調順勢而為和長期系統性思考。在實踐中,在做具體事情之前,總是先分析全局,比如世界或國家的整體狀況。例如,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作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的新判斷,并及時調整外交政策,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此外,中國也比較善于整合各種力量,使其形成一種整體性概念,在整體框架下推進各種關系的發展。例如,近年來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創設“16+1”機制,與非洲開啟“中非合作論壇”,與一些東南亞國家建立“瀾湄合作機制”。在這些整體性和長遠性思維的影響下,“一帶一路”合作也是突出長期性和整體性,有時甚至可以忽略或犧牲一些短期收益。例如,有些項目從短期看可能收益不是很大,但是合作仍在持續。“一帶一路”重點是通過這一平臺建立一種宏觀的合作語言,進而在這個框架下進行具體的多樣性合作。

  四、結語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增長,中國不斷提出自己的戰略、方針和政策,提出自己的思路、倡議和措施,作為一個自變量在不斷影響和改變當前世界秩序演變和國際格局調整。同時,中國也需要在這個過程中提升理論自覺和理論話語權。“一帶一路”倡議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成為推動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合作,以中國路徑推動新一輪全球化進程的有效平臺和機制。從“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情況可以看出,除了與傳統的國際合作有相似之處外,它還體現出很多新特點。“一帶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強調平等、開放、包容、發展,強調合作的漸進性、過程性、協商性、長遠性,為傳統的國際合作理論增添了很多新內容和新元素。對“一帶一路”實踐進行理論凝練和理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不僅可以進一步補充和豐富現有的國際合作理論以及多邊主義理論,同時也可以把中國實踐從經驗層面上升到理論層面,把中國實踐的特殊性轉化為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知識。只有這樣,中國的國際合作理念和模式才可以成為國際合作領域的知識,成為世界普遍知識的組成部分。

作者簡介

姓名:孫吉勝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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